煤企试水页岩气，喜哉？忧哉？
看来，产业政策倚重政府补贴和政府投入也能够做成一两件大事，但是做不成太多的大事。
但民营企业负债不高，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高。一年上升15个百分点，确实太快。
我们一般生物废水还可以，遇到化工、医院废水就没有办法，把它偷偷排在地底下，让整个土地中毒了。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废水、废气如果不能处理，就等于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中国正式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虚拟货币。现在最担心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会带来一场金融风险。俄罗斯和中国先提出石油买卖不再用美元，人民币和卢布直接可以兑换，把美元挤出去。
过去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太大了。现在这股冲动很强烈，一旦放开一定会让住房供给远远超过刚性需求。然而，1978年注定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进而，这一激励机制的改善及其刺激农业增长的显著效果显现出来之后，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这一改革的核心更是赋予了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大规模进城农民工未能实现纵向流动表现在几个方面。因此，改革时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既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也足以享有与这个增长奇迹同样的声誉，在经济史上留下应有的笔墨。鉴于由户籍制度改革获得的潜在收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提高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这项改革具有全国层面公共品的性质。
相应地，两种障碍得到逐渐破除的顺序，也要由各项改革之间的互相促动关系以及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所决定。农村这项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
文章指出，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并且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在同一时间，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体制障碍得到大幅度清除，如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劳动力流动的范围和规模都明显加大，尤其表现在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和就业不再存在有形的障碍。以下几项关键改革对于促进劳动力流动具有突破性意义：首先，由于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于1983年被允许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市场是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其次，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造成微观低效率，无疑降低了总产出。以托达罗为代表的许多研究都指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形成合力，塑造了劳动力流动过程及其特点。作为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是一整套社会政策的综合结果，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而实行家庭承包制所必然引致的人民公社的彻底废除，是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体制突破。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个案件，深刻认识到问题产生的制度弊端，于三个月后废除了收容孙志刚所依据的、实行了20年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明清时起，凤阳即以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常年灾害和极度贫困著称。
在1978－2016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国民总收入（GNI）年平均增长9.6%，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然而，这只能说明劳动力横向流动的效果。
特定时期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状况和非农产业创造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和方向。在任何存在过人口红利的经济体中，这一发展条件都终将随时间变化而式微乃至消失。最后，剩余劳动力和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不同于官方数据的估算，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5年的18.3%。讲述和回顾这三个事件，虽然只是观察和认识改革过程诸多视角中的一种，却不会导致对改革做出以偏概全的误读。然而，中国农业的制约在于经营规模过于狭小，户均土地面积只有0.6~0.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规模（2公顷）的1/3。
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力剩余迅速显性化。如果把户籍制度看作由内核与外围两个部分组成的话，事实上，这项改革一直在外围上得到积极推进。
以此为前提，在另外一半意义上，本文重点在于描述这样的事实，即农业劳动和生产激励的改善，使劳动力剩余显性化，从而开始实际上对低生产率的农业的退出。1988年成立海南省并设为经济特区。
因为这个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进入还不是充分的，而且是一系列其他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制度依据。近年来，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占城镇全部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1/3。
改革就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直到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在严峻经营困难的推动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存续几十年的就业铁饭碗。第一，改革是什么，为了什么。例如，1978年国有经济雇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78.3%，如果加上集体经济雇员，两种公有制经济的就业比重高达99.8%。
最后，在不具有退出（公社）权的情况下，部分成员必然滥用农业劳动难以监督的特点，在集体劳动中偷懒。随着下岗职工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同时新成长劳动力也需通过自主择业，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逐渐形成。
只有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才拆除了城市部门的进入障碍，劳动力得以跨越城乡和地域界限，在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一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研究，或者无视这一增长的必要条件，降低了自身对于中国经济长达40年高速增长的解释力，或者干脆否认存在这样的必要条件，致使尽管一次次判断失误，却还乐此不疲继续唱衰中国经济。
第三，如何加快改革步伐。2017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90.6%和91.1%，工资趋同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中深圳和珠海就属于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上海则是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可见，城市化放缓纯粹是人口因素导致的。无论怎样，传统增长源泉终究要转向新的、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从过去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选取的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分别代表着改革如何解除劳动力退出、流动和进入的体制障碍。
本文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及农村产业中退出（exit），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流动（mobility），以及在居住、就业、社会身份等方面进入（entry）城市及其部门和社会三个角度，叙述同时作为改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中国特色城市化。小岗村的村民未必知道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上讨论了哪些问题，并且，事实上当时会上通过的文件也没有明确肯定任何一种改革做法。
19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大约有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人数高达1亿~1.5亿。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担任平面设计师、年仅27岁的孙志刚，在街头受到警察盘问，因没有办理暂住证被收容，羁押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其间遭到护工和部分被收容人员的殴打，三天后非正常死亡。
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所体现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全面刻画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研究者和观察家对于这个制度的理解，一度（如果不是迄今仍然如此的话）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主要是以为这个单一的人口登记制度即可包打天下，足以把人口迁移和流动限制在政府意欲达到的程度。
